舍得之间(4)
---------------


　　在这种背景下，王石高举起了“企业公民”的大旗，为万科制订了目标，担当“改革先锋、企业公民”，要坚持做领跑者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当有房地产开发商高调倡导房地产商就该为富人盖房子时，王石却认为，社会和谐是企业应有的责任，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不仅仅是政府分内的事，房地产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万科将责任感落实到了行动上，于2005年末启动了中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设计方案征集活动，甚至王石本人还曾与建筑专家同去福建的大山里跑了一个星期，研究客家土楼的大围屋居住文化，试图从中找出有助于廉租房方案设计的适合要素。让王石兴奋的是，他们终于从客家土楼的建筑智慧中汲取到了充分的营养，并从公司在深圳的土地储备中选定合适的地块，计划于2006年中期开始建设适合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
　　“极点有限，公益无限”，这就是王石的“企业公民”箴言。
　　当然，万科并不是慈善机构。万科的社会责任感和商机是融合在一起的。王石并不讳言廉租房项目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他说，这样的建筑利用的都是城市边边角角的地块，投入不大，又能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需求。但是，要缓解由住房引发的社会矛盾，只有万科一家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所以王石希望这个项目能给政府部门和其他房地产企业带来启示。
　　万科公司是房地产企业，那么，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就是它应该哈哈大笑或者偷着乐的好事情。2005年，房价上涨势头很猛，百姓怨声载道。政府也陆续采取一些措施对过热的房地产投资进行调控。当时，许多有头有脸的房地产大佬纷纷发言，实际上是试图利用自己的行业声望，影响人们对房价的判断。这些大佬几乎无一例外地断言：房价并不高，房地产并不热。
　　而万科的领军人物董事长王石和总经理郁亮则对房地产的偏热表示忧虑，他们不是想到一时，而是关注长久。因为如果行业出现泡沫，一时是可以挣到暴利，但是泡沫过后，行业自身发展会受到影响，更会带来经济的动荡。同时，他们也不仅仅考虑自身，更是心系整个行业及整个社会。
　　万科在警示行业偏热的同时，更坦诚地呼吁消费者理性消费。郁亮曾在《中国证券报》撰写文章。他说，一位年轻人，例如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如果要买房，应该购买小一点的住房，或者是二手房。一来符合自己的现实需要，二来免得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否则，一是造成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二则使有意开发小户型住房的开发商看不到市场前景而放弃转向，使市场形成恶性循环。
　　培养行业的理性以及消费者的理性，实际上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应该承担，也必须承担的职责。
　　在空调大战甚嚣尘上的2001年，我曾采访海尔的张瑞敏。张瑞敏谈到行业的自律，也说到消费者应该在商家的广告轰炸中保持自己的判断。如，“终身免费维修”是一些家电企业，尤其是个别空调企业颇有“杀伤力”的广告辞。但是，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时，想到的肯定是这样的承诺如何适合自己，却忽略了，这家空调企业能够生存几年？几年就倒闭关门的企业所做出的终身免费维修承诺，又有多大意义呢？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我们在前面曾谈起过中国风水理论所讲的“水生财”。实际上，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义理上对此有着更深刻的认识。清朝商人舒遵刚在阐述自己的行商经验时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求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啬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人但知奢侈者之过，而不知吝惜者之为过，皆不明于源流之说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其所谓大道也。”意思是说，钱财，就像流动的泉水一样。那些靠机巧欺诈获取财富的做法，就好像自己堵塞了泉水的源头；而那些吝啬的做法和奢侈挥霍的做法一样，都会使流动的泉水枯竭。一般人只知道奢侈挥霍是错误，却不知道吝啬也是错误，是因为不了解源流之说的道理。圣人说，应该以义为前提去获取利益，见义不为则没有君子之勇。所以，把钱财用在合乎义理的事情上，不仅不会使水流枯竭，还会扩充源流使其壮大，这才是行商的大道。
　　利他就是利己，帮人就是帮自己，这就是舍与得之间的辩证法。

舍得之间(5)
---------------


　　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这是佛教的法。佛法是心法，主张内心不为“得”而舍。舍的大小，不仅在于舍的物质利益的多与少，更在于心念上是否真的舍掉了。舍的当下，不是为了沽名钓誉，不是为了自己的得，这样的舍才是真舍，才是大舍，从结果上说，必有大得。

波澜不兴(1)
---------------


　　孔子说：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智者为什么独独钟情于水呢？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说：智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因为水能够明察外物及环境的事理和规律，而不强求外界改变来适应自己，左阻右行，右阻左行，通过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方向，最终形成自己通畅的河道，一路波澜不兴东流入海。看似无为，实则无不为。智者的境界，亦不过如此。
　　老子在《道德经》中对领导者的经典论述是：“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意思是说，最高明的治理之道，是百姓感觉不到有国君的存在；其次，是百姓爱戴国君并且都称赞他；再其次，是百姓畏惧国君；而最糟糕的国君，则是百姓都在咒骂他……境界最高的国君，悠哉游哉地行事就能胜任了，不需要在治理上讲太多的话，自然社会安定富足。这就是“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无为而为。无为与有为，似乎矛盾，却合在了一起。对无为而为，一般容易有误解，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干，不作为。其实，无为而为，是以无为的心、无求的心做事，心神自然坦荡地做事，内心全无挂碍地做事。这样做事，当然会有为。所以说，无为而为是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态度。只是，如果我们大家不努力，不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体会，不多加历练实践，那么很难接近这样的状态或境界。
　　这么说，可不是谈玄。其实，我们经常看电视转播乒乓球或羽毛球、网球比赛，一些名将经常失态，意外落败于水平并不比其高的选手。个中原因，往往是没有做到无为。他们太想赢了，或者太以为自己会赢了，往往背上了包袱。这个包袱是什么，是想有为，或太想有为，结果是真正的没有什么作为。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
　　对企业而言，“无为而治”是一个成熟的管理境界。在“无为”的前期，“有为”是一个必须的行为过程，通过“有为”来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构，其后水流则循渠道而行，无使出其左右，则“无为”可待矣。因为，在这个时候，管理的内在运行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随时掌控着企业的运转和人员的行为模式，规范着企业运行的方向，顺畅就成为企业可以预期的良好外在表现。
　　我在与一位证券界的高管聊企业管理时，这位朋友谈了个人的看法。他认为江淮汽车集团的董事长左延安是位管理行家。我问他何以得出这一结论？这位朋友只谈了一点。他说，有一天下午，自己和左延安在左的办公室谈天，前后有两个小时，左的手机是开着的，办公室的座机也通着，居然没有一个电话来打搅。
　　江淮集团不是一个小作坊，规模也不算小。作为国内汽车业8强之一，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集团的董事长日常工作能那么从容，叫人称奇。而董事长的从容，当然是管理架构搭建合理，高管各司其职、运作得力的结果。
　　左延安的“闲”，源于公司在管理基本功上的付出，就是“功夫在诗外”，以“有为”之能成“无为”之功。
　　江淮的企业战略和定位没有闪失，公司一直靠性价比取胜，实施“高一点低很多，低一点高很多”的战略。具体说，就是同类产品，国外的技术要比江淮高一点，但是江淮的车价却比他们低很多；而对比国内的产品，江淮汽车的价格只高一点，但性能却高很多。江淮的轻型卡车、MPV等车型就是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成功占领了市场。
　　左延安多年来一直带领江淮集团建立学习型组织。集团多年坚持实行全员参与的“40+4”培训制度，即每周40小时工作，外加每周六上午4小时的全体员工集中学习。“40+4”激发了上上下下的学习热情，提升了企业管理团队的素质。无论汽车行业如何潮涨潮落，公司销售额十几年一直保持增长。而同时，公司管理能力的提升一直同企业规模的增长相匹配。
　　左延安，怎一个“闲”字了得。
　　与左延安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的“闲”则是另外一种方式。
　　王石偏爱极限运动，至今已征服世界7大洲的最高峰。最初，王石的这种行为曾引起股东和投资人的质疑，因为在登山期间，他无法控制和管理公司，并且，如他在探险中发生意外，公司是否会失控或产生混乱？这种行为被股东和投资人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行为，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企业对领导人是高度依赖的，当然许多企业领导人也得意于这种依赖。

波澜不兴(2)
---------------


　　实际上，王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企业领导者，他有自己独特的理念：“我的评判标准是，当我离开万科后，企业还能一如既往保持正常发展，这才是我的成功和本事。”他去探险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因为万科已经进入了“无为而治”的阶段，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架构和商业模式，脱离了对某一个优秀领导人的依赖。当然，王石也很坦率地承认，这种“无为”的心态来之不易，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退出说起来容易，其实在心理上要跨过好几关。它需要的不仅是创业者的胸怀，更考验一个人由内而外的多种能力。”王石说，“事实证明在我离开之后，万科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这说明万科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显示出在业内卓越的竞争力。”
　　王石经常说，当领导要做三件事：一是决定做不做，也就是决策；二是决定谁去做，也就是用人；三是做出成绩，享受荣誉。当然出了事情也应承担责任——做不做、谁去做都是你决定的，出了事情怎么能不负责任呢？我首先就要承担责任。
　　同样是“闲”，清华同方股份公司总裁陆致成则是用几幅字来撰写自己“闲”的心态。
　　清华同方经历了8年的成长，销售收入做到八九十亿元，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清华同方却一直认为，面向世界一流的总体发展目标，公司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既有目标，自然要只争朝夕。但古人有一句话叫“急事宜缓办”。是不是整天想着远景目标，就要心急火燎呢？肯定不是，尤其作为公司的掌舵人，更不能心急，更需要从容淡定。
　　陆致成的办公室里有四幅字：“无为”、“振铎”、“高山海川”和“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他说，这四幅字实际上是从各个层面来诠释做领导者的心态。“无为”，这是中国文化很精髓的东西，实际上“无为”就是不断地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非常计较；“振铎”，原意是敲钟，可以延伸为做人、做企业始终要警钟长鸣，要有危机感。个人和企业都要警惕，都要有危机感，不要被困难所压倒，也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保持一种“无为”的心态；“高山海川”,就是作为领导者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心胸要宽一点，不要斤斤计较，事情就会做得大一些；“杏花梳影里，吟留到明天”，是一种淡定的境界。作为领导者，压力很大。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用“无为”的心态，和“振铎”、“高山海川”的行为意境，就像晚上在杏花村里吟诗一样悠闲、平静，同时又保持思考的状态。又是悠闲，又是思考，这是要达到的高境界。
　　陆致成所要思考的事情太多了。要驾驭清华同方这一跨行业的高科技舰队，一百余亿元的资产，光是核心业务就有计算机系统本部、应用信息系统本部、数字电视系统本部和能源环境本部4大业务平台。公司控股及参股的上规模企业多达数十家。作为总裁，陆致成呼吁同仁要培养自己，磨练自己。他认为，无论是做事情，还是做人，都要朝这个意境努力。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你会认为自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呢？
　　无为而治，不攀求，不刻意，“顺”的理念就显得很重要。在汉字的解析中，“顺”的汉字内涵很生动。小篆“顺”从“川”从“页”。页即面之意，川谓水流意。形容人面之文理如同水流般，温顺自然而丝毫不违逆。故其本义作“理”解。人面乃七情中最易表现之部位；而水流因其有脉络可循，故可井然循之而下。而人心是否温厚顺从，即可从颜面表情而窥见一斑，此乃“顺”之义。
　　企业的内部与外部，都存在着诸多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关系看似对立，实际上是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企业领导所要做的恰恰是：要善于引导对立面的转化。怎样引导呢？就是不违逆规律，循理而为，顺势而行。只有“顺”了，无为的境界才可能达到。
　　2005年，一位正在北京外交学院进修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谈了他在中国的一个经历和由此引发的思考。
　　一天，他的办公室飞进来一只鸽子。美国人受到的教育是“要求人们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于是他去追逐鸽子，又发动大家一起行动，希望把鸽子逐出窗外。但他的中国同事都不动，还劝他别着急，说鸽子自己会飞出去的。他本着负责的态度，打电话给大楼管理员，完了再来寻找鸽子，却发现鸽子已经飞走了，因为有中国同事在窗外放了些面包屑，把鸽子吸引了出去。

波澜不兴(3)
---------------


　　这位学者发现了东西方哲学的差异：积极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其正面的意义，但有时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问题要多过所要解决的问题。他明白了中国人的无为而为并不消极，或者表面上消极，而实际上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面对“CEO究竟管什么”这个问题，韦尔奇说，人的选择，人的评价，文化的传递，大宗并购。其他具体的运转我都不管。
　　的确，“不管”带来的，是企业运转的稳健和秩序，老子讲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就像烹煎小鱼一样，不能经常翻动，不然，这条小鱼就会禁不住折腾破碎掉，一道好菜也就泡汤了。
　　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理念，以此阐述他追求稳健的治国方略，说明放开管制、实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至今仍为美国的管理界所津津乐道。老子的思想对里根有明显的影响。早在1976年，里根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就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无为”的施政心态彰显无疑。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里根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个政府，不是我们这个政府拥有一个国家。除了人民所授的权力之外，政府什么权力也没有。”里根受命于危难之际，因为当时的美国经济低迷，人民对国家的前途普遍感到迷惘。而演员出身的里根，并没有商业活动经历及与之相应的经验，更没有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但里根在任期间，却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的颓势，降低了通货膨胀，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里根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那么，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你会认为自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呢？

囚徒困境(1)
---------------


　　我们在前面谈到，水利生万物，滋润森林草木，森林绿地也输送点滴雨水反哺河水，双方形成一种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格局，从功利角度而言，产生了“双赢”的“合作均衡”。
　　观照水造就的这种“合作均衡”，会令我们汗颜，因为我们热衷于“博弈论”，常常陷入“非合作均衡”的处境。
　　经济学家在谈到“博弈论”时，常会列举“囚徒困境”的例子：两个人合伙作案被抓。检察官对分别关押的两个囚徒交待的政策是——如果都不招供，会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如果一人招供，一人不招，招供者会被判10年徒刑，不招者会被判20年徒刑；俩人都招供，都会被判10年徒刑。这时，两个囚徒都面临这样的抉择：都不招——无罪释放；对方招时，我招——都判10年；对方不招时，我招——我判10年，对方判20年；对方招时，我不招——我判20年，对方判10年。从共同的立场上看，只要两人都互相信任，共同坚持“盗亦有道”的互利原则，无罪释放将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两人都在想，如果我坚守原则不招而对方却破坏原则而招供，我不是亏大了吗？所以最后，两人都做出同样的抉择——招。
　　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
　　这种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及由此产生的都被判处10年徒刑的结果，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并不顾及其他对手的利益和社会效益。
　　表面上看，这种策略组合是由当事双方各自认为的最佳策略构成。实际上，双方都选择拒绝招供才是真正的最佳策略，因为这样才会使两个人都无罪释放，双方都获得最大利益。但是，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因为，这种改变会给自己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万一对方没有改变策略呢？
　　这的确是一种两难选择。当个体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时，结果却是整体的非理性。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每个人都以利己的目的为出发点，结果既不利己也不利人，导致的最终结果是“纳什均衡”，对双方都不利。两个人在坦白交代或拒绝招供的选择上，都是首先想到自己，这样，10年的刑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但是，如果两个人都首先替对方着想，就会选择拒绝招供，双方都会被无罪释放。
　　“囚徒困境”的内涵在于，对大家最合理和有利的做法是大家都遵守游戏规则，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但是，在商业交往中，如果一家企业不遵守游戏规则，那么与它合作的企业依然遵守规则的话，自然就会蒙受损失。权衡利害，后者最后也会选择违反规则。这样，双方都选择了非理性的完全竞争模式，这种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成为“纳什均衡”，一种“零和博弈”。结果如何呢？当然是你耍了我，我也得骗你，我不好，你也别想好。结果大家的交易成本大幅提高，形成“双输”的结果。
　　我们经常见到的恶性价格竞争，便是“囚徒困境”的“非合作均衡”的现实写照。恶性价格竞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低价倾销，即少数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利用自己在资金、技术、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长期独占市场，阶段性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第二种是低价混战，即有些中小企业，虽然不一定具有规模经济或技术上的优势，但却具有成本与经营上的优势，通过降低产品质量以迎合低消费的需求，或利用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不易鉴别的特点，以次充好，进行低价销售，其他同类企业为了生存也只好加入价格大战，使价格一降再降，陷入怪圈。
　　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水平，无论是对提供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还是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件好事。但是，在“囚徒困境”中，一旦某方选择了“非合作”而恶性降价，其他方再以同等程度甚至更为凌厉的降价攻势加以应对，各方均陷入持续的“非合作”僵局，恶性价格战不断升级，那么一场大战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硝烟过后其实并无赢家。且不说会危害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扰乱市场的正常价格秩序，单是对卷入价格战的企业而言，获利能力下降，疲于采取降价策略，必会造成整个行业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的“贫血”。
　　“温州企业生态模式”是什么样的？
　　行业自律或者同盟可以产生脱离“囚徒困境”的“合作均衡”的情况，不仅仅局限在某一行业、某一国内市场上。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出口部门的发展，而会对出口企业给予补贴，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出口退税和以优惠利率提供贷款。一旦外国采取了这种做法，那么本国也就得采取相应的举措。倘若不加以自律，那么结果可想而知，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各个国家的出口企业既有国家财力上的支持，就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从而会扰乱全球的市场秩序和资源配置。为了求得合作，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法律中对出口税收补贴加以规定，并有强制性的惩罚措施，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则对各国的出口补贴贷款规定了最低利率限制。另外一个众所周知的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限制原油产量，从而部分保证石油价格的稳定，也就是实现各产油国之间的“合作均衡”。

囚徒困境(2)
---------------


　　“囚徒困境”并不难解，只要所有的参与者把眼光放得长远些，积极参与行业自律，那么“共赢”局面是可以出现的。而且，对于主动倡导行业规则制定的参与者来说，还会得到额外的益处和主动权。
　　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这与温州中小企业如水一般共生共荣的“合作均衡”是分不开的，经济学者将温州企业的合作共赢状态称为“温州企业生态模式”。譬如，温州一些生产打火机的厂家打败了美国和欧洲打火机制造商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是500家企业联合起来做打火机，每个企业都不大，我做个弹簧，你做个外壳，我们加起来做成一个打火机。之所以能够击败全世界的打火机制造商，是因为他们联起手来做。他们共同遵守约定的商业规则，互相之间是买卖关系，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
　　这些温州企业之所以能够聚合集体的力量，享受到合意的商业生态环境带来的益处，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处在“合作”的“均衡解”上。
　　如果温州企业陷入“囚徒困境”会怎么样？
　　假设做弹簧的企业或者做外壳的企业，看到联手制造出的打火机已然创造了丰厚利润，进而打破合作局面，提高自己所生产部件的价格，那么联合制造出的打火机必然会价格上升，从而断送掉竞争优势。或者，假设某一企业规模已经足够大了，认为完全由自己生产打火机配件进行组装的利润空间更大，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到打火机的质量，另一方面必然会触发整个联合企业链的争夺，打火机的价格会不断下降，最后大家都没有利润，进而可能会断送掉大家辛辛苦苦争得的优势地位。所以，避免陷入“囚徒困境”，保持“合作均衡”的状态，遵守合作规则，能够为大家带来更为长久的利益。
　　你把粉笔道儿擦掉不就行了吗？
　　对于企业内部管理而言，“囚徒困境”也是随时存在的，因为对管理准则的奉行与否，往往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次，我和两个房地产公司的客户去澳大利亚墨尔本，与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商谈项目设计的事情。这家事务所在墨尔本市中心，澳方咨询合作伙伴开车接我们去那里。到达后停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穿制服的管理员拿着一支粉笔，在一些车的右后轮胎的上方划上一道横线。我问合作伙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他解释说，墨尔本市中心的停车位非常紧张，所以每辆车在一个位置上只可以停留40分钟。停车管理员巡视整个街区，在每一辆新近停留的车上做标记，如果过了40分钟，某一辆车的轮胎上画的线还在上方的位置，那他就要抄牌了。
　　我们在这家事务所谈了半个小时后，我的这个合作伙伴跟大家说：抱歉，我要下楼一下。十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轻松地说：没什么事，只是挪了一下车，在街上兜了一圈回来，又可以有40分钟的停车时间了。我笑了起来：为什么要兜一圈车？你把粉笔道儿擦掉不就行了吗？他愣了一下，很严肃地说：你怎么会这样想？那不是撒谎吗？稍后，他可能看出了我的尴尬，缓和了口气说：规则是要大家一起遵守的，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澳大利亚才会很有秩序。
　　现在想起这件事，我还会不禁脸红。我当时的想法可能代表了许多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常说老外很傻，但事实上，他们“傻”的有道理。如果大家都抱着投机取巧的心理，也就落入了“囚徒困境”，可能会贪得一时的方便，但长久下去，则会造成社会整体的无秩序，最后，每个人都会身受其害。
　　东北曾经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冰箱厂叫“吉诺尔”。九十年代末，因为经营陷入困境而考虑股权转让。当时有一家国内很知名企业的领导人也率队洽谈。当时双方吃了一餐饭，超过了1万元。当服务人员问需不需要开发票时，对方企业领导人手一挥，潇洒地说：不用！当时，“吉诺尔”人很受震撼。事后，“吉诺尔”的老总跟我聊起此事，依然感慨不已，说，人家的气魄真是太大啦。
　　需不需要开这张发票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和解读。不开发票，可能会显得有气魄。但是，这个细节却反映了那家著名企业财务制度的严肃性受到了粗暴的践踏。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从那时起，我便一直注意追踪那家气魄很大的企业的状况。很遗憾，这家公司的绩效一直下滑，而且下滑的程度要远远超过同行业的平均水准。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其实，严格地说，应该是细节反映态度——对规则遵守与否的态度，而态度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塞纳河从中间流过(1)
---------------


　　“左岸”近几年在中国似乎成为一个比较时髦的词，被冠名于服装、饰品、影楼、咖啡馆、网上论坛，甚至房地产的楼盘，如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南面的一座楼宇，就叫做“左岸工社”，汇集了酒店、书店、咖啡馆、酒吧、茶馆等，成为中关村一带知识人群流连出入之所。
　　实际上，“左岸”这个称谓，来源于法国巴黎。法国人习惯以塞纳河为界，把两边河岸分为“左岸”和“右岸”。左右两岸虽然只是隔了一条塞纳河，但人文风尚却是泾渭分明。巴黎人说，在左岸散步，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不是教授就是大学生；而在右岸，走路时小心不要踩别人的脚，因为那十有八九是一双蹬着高级皮鞋的银行家的脚。左岸汇集了大学、研究机构、数不清的画廊和咖啡馆、放映老电影的小电影院，而右岸则是各大银行、金融集团、保险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左岸是激情和感性，右岸是严谨和理性；左岸敏感而简单，右岸则优雅而富有；左岸悠哉游哉，右岸却崇尚效率……上升到政治理念和态度上，两岸的分野更加极端，那就是——左岸偏“左”，右岸偏“右”，几乎水火不容。
　　但是，平静雍容的塞纳河，水流博大安详，既不偏左，也不偏右，只是默默从中间流过。而左岸和右岸，不论如何偏执，都时刻依附于塞纳河，不离不弃。
　　张朝阳说，这个世界实际是个很中庸的地方。
　　老子有言：“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老子是说，天之道，不就像张弓射箭一样吗？箭头高了，就压低一些；箭头低了，就抬高一些；弓弦拉得过满，就放松一点；弓弦拉得不够满，就加些力气再拉满些。天之道，就是减少有余的部分，用来补充不足的部分。
　　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盛赞“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允执厥中”(《论语?尧曰》)，即“正道”公允，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时中”，通俗地说，就是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符合“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奉中庸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圭臬。
　　中庸思想的形成，与水的自然形态给孔子的直接启发有一定关系。因为，“中”者，乃水流之中线也。
　　譬如在生活中，我们对人要有礼，不能无礼。但太过也不行，过犹不及。太多礼，未必诚。且礼下于人，似有所求，会让人紧张。
　　工作和生活中，话当讲要讲，但话太多，喋喋不休，又会自取其辱。恰到好处，就是中道。
　　管理的道理也是这样。比如，企业的管理链条，要多长？要多短？太长，企业的金字塔塔尖离塔的底部太远，企业的信息传递和决策的效果及效率肯定会受到影响；太短，过于扁平的企业管理结构，中层机构积极性倒是提高了，但中层部门过多，不利于企业资源的整合以及协同效用的发挥等。
　　无论是在通信行业内，还是在中兴通信公司员工心目中，如果只能用同一个词汇来概括中兴通信和其创始人侯为贵，“中庸”一词应该是最合适的。
　　有学者说，在中国，能存活20年的企业不多，20年中能数次成功转型的更少，数次转型又能每每把准脉搏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中兴通信是这少之又少的一部分企业中的佼佼者。这里面，中兴通信“中庸”的企业文化功不可没。
　　在任何行业中，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都是随时存在的，考验着企业领导者的洞察力和应对能力，这一点在通信产品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个市场中，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所以，“中庸”的准则，让中兴通信从不轻易做出行动，而是用较低的成本对所有计划上市的产品先做尝试，一旦市场效果好，就立刻根据情况做出分析判断，以决定是否加大投入。一旦决定投入，则行动坚决而果断。所以，“中庸之道”使中兴通信能够更好地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在本世纪初，政府主管部门对要不要开通CDMA和小灵通，以及在确定开通的情况下采取何种制式一直犹豫不决、反复权衡，使市场的变数陡然增加。在多数业内企业把握不定的情况下，中兴通信几乎成为国内厂商中在这两个领域惟一的赢家。2001年5月，中兴通信在联通121亿元的一期CDMA采购中得到了7.5％的份额，也是本次招标中惟一以全套自主知识产权参与竞标的国内厂商；在2002年底的第二期招标中，其份额上升至15％，直至后来的份额超过20％。在当初最不被同业看好的小灵通市场，中兴通信却一直占据着40％以上的市场份额。2003年，小灵通系统和终端项目为中兴通信贡献了超过80亿元的销售额。

塞纳河从中间流过(2)
---------------


　　“中庸”是搜狐一位副总裁对张朝阳的评价：“他赌性不强，不喜欢走极端，管理上很讲究拿捏分寸，兼容并包。”但张朝阳在清华读书和在美国求学期间，曾是一个很叛逆、很偏激的人。随着成功创业和迅速发展，他慢慢地选择了中庸、平和，并将这种性格贯彻在自己的管理之中。譬如，谈到工作时，他这样认为：工作不一定就非要不停地加班，休闲也不一定非要完全抛开工作。我们要赢得的不是一城一池，而是整个“战争”的胜利，必须懂得迂回前进。谈到互联网公司的成就和面临的巨大压力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要避免过度的乐观和过度的悲观，这些都不符合真实的情况，这个世界实际是个很中庸的地方，什么东西不要听风就是雨。
　　“在平和务实、平和主动中追求卓越！”这是张朝阳给搜狐员工立下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张朝阳“太极式”管理艺术的精要所在。
　　左延安称自己不赶时髦，更不会做秀，而是走中间道路，避免极左和极右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学习型组织概念的创始人，曾访问过江淮汽车集团，并将其作为研究案例。这位专家谈到江淮汽车给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愿意深化中国文化中的优势。
　　彼得?圣吉博士提出的5项修炼，即：自我超越——坚持不懈地实现心中的梦想；改善心智模式——新眼睛看世界；建立共同愿景——打造生命共同体；团队学习——激发群体智慧；系统思考——见树又见林的艺术。有不少学者称，彼得?圣吉的理论内涵，颇具东方哲学观。实际上，当代的西方管理学学者，很多都是向东方文化找寻智慧。新加坡著名学者陈瑞献将这一现象称为“西方因开悟走近东方”。而我们作为东方人在谈到中国文化的优势时，就不能不谈到“中道”二字。
　　2005年对于中国汽车企业来说，或许是个让人不愿回首的年头。整个汽车业的整车销售收入同比降幅达三成左右。国内14家重点汽车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0％。而有一家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54％，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利润同比增长27.63％，更是14家重点企业中惟一利润正增长的企业。就是这家企业，十多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这在起起落落的中国汽车业实属奇迹。
　　这家企业就是安徽的江淮汽车集团。人们在总结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及整个江淮汽车的思维模式及行事风格时称，江淮人善于在各种矛盾中寻求一种平衡。
　　这个平衡，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
　　左延安欣赏日本丰田公司奉行的中庸之道。而这个发源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也被左延安充分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中庸之道就是平衡。左延安称自己不赶时髦，更不会做秀，而是走中间道路，避免极左和极右造成管理成本的增加。
　　比如说，制度管理很重要，但是会给人以压力，一旦压力撤除，极易复原。那么是不是就应该更强调人本管理？江淮一直强调人本管理，但是他们也认为，人的觉悟是有限的，需要逐步提升。因此公司要在制度管理和人本管理上寻找一种平衡。
　　再比如，刚性与塑性的平衡。强制员工的行为被称为“刚性变形”，但是一旦不用刚性的外力，员工的行为就可能会反弹。用不断的教育和培训，将企业倡导的行为准则内化成为一种习惯，就是所谓“塑性变形”，它不会出现反弹。这两者间也要有个平衡。
　　通过精神和物质手段奖励的正激励与对不良行为进行批评与惩罚的负激励的平衡，还有适度的竞争与合作的平衡等，江淮的管理就在这些平衡点中探寻着自己的管理之道。
　　除了具体的管理之外，我们探询江淮近年的发展，不难发现：不论是战略、产品，还是销售，无不渗透着这种平衡之道。因为平衡之道，中道，已经成为左延安和江淮的思维。
　　《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道出了中庸之道的实质。中庸之道根本上就是管理者对“度”的把握，这里包括大与小、多与少、长与短、进与退、快与慢、刚与柔、宽与严等等。“过”与“不及”都是弊端，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应“执中”，从而在阴阳两端之中得到整体的和谐。有了企业的整体和谐状态，企业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潜力，才会如江河一般，博大安详而流行不息。

*浩大无尽之道
***************

　　为什么大家会折服于水？因为水有自己的“品牌优势”。这种优势，源自于水的长久流动机制——流水不腐。水的流动循环周而复始，无论如何变化，永不消失自我。水在流动过程中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活力之源，才能“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