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卑胜刚强(3)
---------------


　　这的确是“上善”的结果。

信水长流(1)
---------------


　　老子说到水的一个特点是“言善信”，意思说水是言而有信之物，像河水的汛期一样应时而至，恪守信用。的确，河汛来有时，去有时，潮起有时，潮落有时，仿佛信守自己的准则和承诺。因为水的诚实守信，所以水也被古人称为“信水”。
　　比照我们人类自身，我们能被称为“信人”么？
　　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涵，“信”更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就是不可更改的“根本大法”。
　　中国人讲信，首先谈的是“诚信”和“忠信”。细细体味，我们能够体会到这其中的义理。诚，是对人、对事诚敬有加。言语的信，是诚敬态度的自然延伸。这就是孔子说的“言忠信，行笃敬”的道理。而忠信，将信和忠连在一起。忠，本义作“敬”解。“不懈于心为敬；必尽心任事始能不懈于位。”（《说文》）尽职尽责是忠。忠，是内心想到、牵挂并承担着，因此，是“心”字底。忠，发音为“中”声。“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也被称为正直之德。从这两个层面来看，古人把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了。
　　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春秋时期，子贡向孔子请教管理国家政事的要诀。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就是说，要有三个条件：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军队和民众的信任。
　　子贡问，如果万不得已，在“食”、“兵”、“民信”这三项中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余下的两项不得已要去掉一个的话，去掉谁？孔子的回答让我们刻骨铭心：去掉粮食。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可见孔老夫子将信放在比命还重要的地位。
　　“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许多欧美人士都这么说。可以看出，在差异巨大的东西方文化中，对信的理念，却是惊人的一致。
　　2006年初，美国一所高中的一群学生，让全美聚焦了一个似乎是永恒的话题——诚信。
　　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的高中，118名二年级学生按照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27岁的任课女教师帕敦发觉，判定为剽窃，这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
　　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女教师愤而辞职。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
　　帕敦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纽约时报》在2月份报道时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老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而更让我们感觉到“诚信”二字那沉甸甸分量的是——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在2月上旬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有人对一位身着Piper学校T恤衫的女生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媒体的感慨代表了许多人的忧虑：今后这一社区的人出去会被人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遗憾的是，这样不诚实的标签就被贴到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这个中国留学生很聪明，他发现了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于是总是逃票，曾被抓过3次。毕业后，他到一些跨国企业求职，全部被拒绝。他最初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在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他问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其中的缘由，双方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拓展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不录取我？”
　　“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3次逃票记录。”
　　“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

信水长流(2)
---------------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诚信，实际上是个人和企业的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许多有过在美国或欧洲生活经历的学者或学生都能体会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恪守“信”字，都有“信”是立足社会之根本的认知和行为。这样的讯息自然带到了国内，人们惊羡西方的信用环境。联想到国内某些商人的欺诈行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讲信用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离信用距离很远。
　　其实，自古以来，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视“信”，主张人无信不立。而且，东方的“信”，主要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西方主要通过制度惩戒来进行有所不同。
　　春秋时期，吴贤公子季扎出使鲁国，途经徐国（今安徽泗县一带），拜会了徐国国君。徐君喜爱季扎的宝剑，但嘴里不敢说。季扎从徐君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因为出使鲁国，需要配剑以示国家的威仪，季扎当时没有赠送给他，暗想，自己出使回来，一定将宝剑呈送徐君。出使回来，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他就解下所佩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为什么还要送出宝剑呢？季扎随后留下了千古名言：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就是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我的心愿呢？
　　近代的徽商和晋商，起家和持家也都是以信为本。
　　《安徽通志》有记载，清代道光时期，徽商唐祁的父亲曾经借了某人的钱，结果债主说借据丢了，唐祁于是将钱如数偿还。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相传以为笑谈。唐祁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确是真的。”
　　今天一些人想必对唐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唐祁来说，按照规矩还钱，天经地义，根本不该想着自己吃亏与否。那个时代，商业信誉一直被视为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支赫赫有名、盛极一时的重要社会经济力量，那就是晋商。《易?系辞》记载道，晋商在尧舜禹时代开始出现，之后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尤其到了明清五百年间，晋商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民间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晋商。在中国的经济史上，这支队伍曾在明清年间雄踞徽商、湖商、粤商等10大商帮之首，因雄财善贾饮誉海内外，在世界经济史学界，晋商也与意大利商人享有同等的显赫地位。纵观晋商辉煌，最主要的秘诀就是两个字：诚信。
　　正如梁启超的评论“晋商笃守信用”一般，晋商把商誉视为命根，把信誉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讲求诚信，自然也就人气和利润长流。作为晋商代表的祁县乔家，曾于包头复盛油坊装运胡麻油，返回山西销售。一次，经手的伙计为了谋图厚利，在胡麻油中掺假，乔家发现之后，立刻倒掉重装，虽然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却招来了近客远商。乔家第一代商人乔贵发在乾隆年间，与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因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窘境。此时，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对他们的为人处世颇有好感，不忍眼睁睁逼他们破产，于是相约3年之后再收欠账。3年之后，乔贵发不但还清了欠款，生意亦重新复兴，广盛公也改名为复盛公，而这已经到了嘉庆年间。晋商祖辈的确出现过经商遇险破产的情况，但是，当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之时，他们对本来无需承担的陈年旧债，也主动代先人偿还。凡此种种诚信之举，于晋商之中屡见不鲜。
　　晋商的诚信，造就了整体的“信水长流”，但是绝不仅仅局限于同乡之间。比如，晋商与蒙古人之间就建立了诚信关系。对于绝大多数的蒙古人而言，他们只要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之后，就长期购用，一生不变，而且只认牌子，从不还价。甚至，他们还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此外，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一季一结。晋商与蒙民均讲信用，凡应允之事，必须办到。曾经有人对山西旅蒙商人的成功作了总结，认为晋商“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

信水长流(3)
---------------


　　对于金融这一行业而言，其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便是“诚信”二字。当晋商涉足这一行业时，则充分显示出了“诚信”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山西票号得以风行天下，凭借的正是“诚信”。作为中国最早的票号，日升昌持有这样的观点：一日耍奸，可以欺市；二日耍奸，可以愚民。但没有哪一家商号，可以数年、数十年靠耍奸混迹于世。在清朝末年间的一天，山西平遥城内有个讨饭讨了几十年的老太太，拿着一张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兑付白银。那张汇票已经历时三十多年，但是日升昌查验无误后，立即将本息全额兑付。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之后把钱办成了汇票藏在身上，却不幸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三十多年后，老太太从丈夫惟一的遗物夹袄中无意摸到了这张汇票。
　　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正是凭借“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之道，声名大振，称雄全国500年有余。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中华老字号同仁堂一直恪守诚信不欺的经营原则。几百年前，他们就有一句堂训：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中医将人体的病症归为“和合”的状态出现了问题，所以，中药炮制与研磨都叫“修合”。同仁堂人说，尽管许多工作客户是看不到的，但他们的存心可与天鉴证。磊落与坦荡，可见一斑。
　　有学者研究当代东南亚华商企业的成功轨迹发现，重信誉是华商企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华商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一个电话就可以成交，甚至可以不用订单，有时连一个纸条都不用。信誉好，可以做生意，小本可以做大生意，甚至无本也可以做生意。重信誉，讲诚信，增加了华商的利润，提高了他们的资本效率，加速了他们资本积累的速度。
　　诚信，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成功与其视诚信为生命的人生态度密不可分。《远东经济评论》曾经评价道：有三样东西对长（江）实（业）至关重要，它们是名声、名声，还是名声。李嘉诚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个人和企业的良好信誉，这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却具有无限价值的资产。商业的存在除了创造繁荣和就业机会，最大的作用是服务人类的需求。企业本身虽然要为股东谋取利润，但“正直”是企业文化的基础，也可以视其为经营中的一项成本。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正直赚钱最好。
　　诱惑！商场中存在太多的诱惑，使得诚实守信这样“3岁小儿都知道”的道理，许多成年人都“做不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曾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需去猜测他人话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诚实守信的益处，口头上也都愿意做一个诚信的人。但，说起来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难道诚信就那么难以坚守么？其实不然。
　　实际，坚守诚信是很容易的，只要遵循义理、按部就班地行事就可以了。浸洇商界近20年，我没有听到有人说让自己做到诚信是什么难事，但是，却经常听人抱怨某某人没有诚信。容易做到的事情却不去做，为什么？
　　诱惑！商场中存在太多的诱惑，使得诚实守信这样“3岁小儿都知道”的道理，许多成年人都“做不得”。暂时的成功，一时的赚取暴利，置换的代价就是放弃诚信。理智的人都知道，这种置换，虽然获得暂时的利益，但丧失的，却是长久的发展空间，甚至成为市场的禁入者。
　　2006年的央视“3?15”晚会，惊曝出国内闻名的“欧典”地板的品牌造假丑闻。所谓“创建于1903年”的“德国百年品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经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德国没有“欧典”这个品牌，而所谓德国总部也不存在。该品牌商标只是国内公司注册的，产品更是在国内生产的。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品牌造假者的心理线路：庞大的家装市场——地板的利润颇丰——洋品牌更受消费者青睐——所以洋品牌能卖出大价钱——伪造洋品牌并广为宣传推广——高价出售——赚取暴利。对他们而言，暴利就是抵不住的诱惑，在巨大的诱惑面前，诚信完全可以踩在脚下。
　　但，纸里包不住火。真相大白以后，“欧典”品牌轰然坍塌，产品在各地下架，消费者蜂拥索赔，政府职能部门介入调查……可以预见的是，暴利将回吐，商家精心编织数年谎言的假名牌将逐渐消沉或淡出市场。当然，我们更希望“欧典”能吸取教训，以“信”立市，重塑自己的品牌。但可以想见，拣回丢失的“诚信”而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信水长流(4)
---------------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过，企业欺骗公众，而后是内部员工欺骗公司，最终企业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败落。由于诚信不足，全国每年都会为此付出上千亿元的代价。
　　同样面对暴利的诱惑，日本八佰伴的创始人是怎么做的呢？
　　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剧中的主人公原型就是创建八佰伴商业集团的和田加静。她回忆到八佰伴起家源自一场台风，其实，应该说，是源自“信”的力量，源自八佰伴在台风状态下，依然坚守诚信而赢得的人气。
　　1958年9月，一场罕见的台风袭击了日本的一些地方。八佰伴前一天采购了一卡车蔬菜。第二天因为台风的原因，蔬菜奇缺，许多商店都把蔬菜高价出售，10日元一根的萝卜居然涨到150日元。当其他商店大涨价的时候，八佰伴的蔬菜还是按平时的价格出售。顾客们很感动，拉着和田家人的手说：“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之道，八佰伴会发财的。”
　　从那以后，许多顾客都只在八佰伴的商店买东西。他们的信任给八佰伴带来了繁荣，也奠定了八佰伴日后长足发展的基础。
　　要做到真正的“信”，需要修养的功夫，能够克己。懂得利他就是利己，就是所谓有舍才有得。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曾国藩有一个“尚诚尚拙”的人生哲学，就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恪守诚信，并不意味着吃亏，反而是在一点一点地增加信誉资产的含金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应该是商家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上海的一位企业家跟我讲过他的一次经历，一次从尴尬到圆满的经历。
　　山东几个大企业的老总到上海同他商谈投资事务，约定第二天9：30在他的公司总部会晤。他对这次会见极为重视。因为晚上有其他应酬，回家比较晚，他怕第二天起不来，就对了闹钟在早8点，还把手机定时叫早，做了双保险。可是，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已经过了9：30了——闹钟和手机的铃声他居然都没听见。
　　他赶紧爬起来，给秘书打电话。秘书说，客人已经等在会议室了，不过我跟客人说您已经在路上了，但是因为塞车，所以可能会晚到些。他心急火燎地赶到公司时，已经十点半多了。
　　进入会议室，他发现里面的气氛十分凝重，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毕竟，客人都是上市公司的老总，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个多小时的“冷遇”肯定无法忍受。
　　这时，他没有打招呼，而是站在客人们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诚恳地说：“我不能向各位撒谎，我不是因为路上塞车迟到，是因为我没有听见闹钟叫早，起床晚了。迟到已经让我对不起大家，如果再编理由撒谎，我就是错上加错了。实在对不起大家！”说罢，他又向客人们深深鞠躬。
　　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客人们都很感动，因为他作为业内一个领袖级人物，能这样谦卑地面对大家，出乎大家的意料。这次会见成为双方合作的契机，客人代表的几家公司后来成为他公司的股东。
　　他的行为，应验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
　　钢板的码放方式说明了什么？
　　如何真正地“信”，我们也需要体悟“信义”这个词的涵义。
　　孔子就谈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只有合乎道义本分的话，才可以认真去做。作出承诺前，必须考虑承诺的正义性、合理性以及后果。作出承诺后，如果发现承诺的内容本身存在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避免犯更大的错误而难以自拔。这才是真正的“信”。
　　《弟子规》讲到“谨信”，是指要谨而信。没有言行的严谨，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严谨的作风，容易造成轻诺寡信的局面。即使你不是有意欺骗，但言行不谨，信就得不到保障。
　　一个日资企业在上海一带寻找下游的合作伙伴。这个企业的负责人在寻找钢板加工企业的过程中，考察了3家企业。这3家企业，都是用宝钢公司生产的钢板。第一家，材料码放整齐，钢板之间还用标准的木条间隔着；第二家，也是上下码放，但没有第一家码放得那么整齐；第三家，则是随便堆放在工厂院子里。第一家，钢板利用率是几乎100％。第二家利用率则是90％至95％，因为，上面的钢板时间长了则有些变形，利用率就降低了。第三家利用率只有70％左右。

信水长流(5)
---------------


　　日资企业出了一个报价，然后来选择诚信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他会选择哪一家企业呢？最终，他选择了钢板码放最整齐的那家企业。他的分析正是出于谨而信的考虑：只有工作中有严谨的行为习惯，合作中做出的承诺才能有履行的保证。

*循理而行之义
***************

　　“左岸”这个称谓，来源于法国巴黎。法国人习惯以塞纳河为界，把两边河岸分为“左岸”和“右岸”。左右两岸虽然只是隔了一条塞纳河，但人文风尚却是泾渭分明。巴黎人说，在左岸散步，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不是教授就是大学生；而在右岸，走路时小心不要踩别人的脚，因为那十有八九是一双蹬着高级皮鞋的银行家的脚。

舍得之间(1)
---------------


　　孔子观水时，说到水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意思是说，水流向下，随圆就方，好像遵循准则和法度。
　　的确，水总是以谦卑的姿态向下流淌，随处遵循河道划定的准则而行，水涨水落依据自然季节的法度而为。这种品格，与圣人们倡导的“义”十分相合。
　　“义”的繁体字为“義”：下面是“我”，上面是“羊”。我谓己，羊在古代有善祥之意；于我所表现之善祥为义；事之宜曰义，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是义，天理、正路、准则、法度是义。
　　我们知道，大江大河在流行过程中，沿途不断有支流汇集而入，江河得之不拒并逐渐壮大，因为，江河是支流、小溪东流入海的良好载体。同时，江河也随时在沿途释放水分，灌溉田野，补充湖泊，用自己的付出营造出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得与舍之间，水才得以实现流畅通达。
　　水的这种特性，暗合孔子所说的“见得思义”之理。那么，对我们来说，“得”什么？无论财富、名位来归于我，叫“得”。而见“得”，应该想一想是否合乎义理、道义、人情、国法。合则受，不合不受。
　　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
　　在商场中，获取利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得”是商人必须获得的一个结果。但是，“得”是否合乎“义”却是最重要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不过，超出自己的承担能力，杀鸡取卵式的舍，也未必合乎“义”，得和舍之间还颇有意味。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规定，凡是有人赎回了在国外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最终要支付那笔赎金。孔子的学生子贡一直做生意，他解救了不少做奴仆的鲁国人，国家要把他花费的赎金补给他。因为子贡很有钱，所以他没有要政府的钱。当时，不少人称赞子贡，说他仗义疏财。但是孔子却对子贡提出批评。夫子说，鲁国人本来就不是很富有，国家出台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人们不需要额外花费就可以解救鲁国人。子贡这么做，自己是做了好事，但负面影响却不得了。有一些人本来要解救人，但子贡救人都不要政府给钱，自己救人如果要政府的钱，那么跟子贡相比，境界要低很多。这样本来要救人的人，因为经济能力所迫，会因为子贡的行为而放弃救人。
　　孔子另一位学生子路，有一次将快要淹死的乡人从水中救起。那位老乡很是感激，就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欣然接受。当时，有不少人批评子路的道德境界不高。但是孔子却不以为然。他说，子路救人，并接受人家的谢礼，这对鲁国人有很好的昭示作用。因为子路接受了一头牛，大家感到做好事会有好的回报，鲁国人会因此争相去做诸如救人等等的善事。
　　回到现代，假如有一个让你白赚1500万元的机会，并且合理合法，你会放弃吗？肯定不会的。但万科董事长王石恰恰选择了放弃，这对一般人来讲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王石应合肥市长的邀请，代表万科同合肥国土局签订了1000亩土地的购地合约，并约定一个月内支付总价的25％作为首期款。三个星期后，万科的首期款还没来得及支付，合肥就传来消息：另外一家企业也看中了万科签下的这1000亩地，合肥国土局有意牵线让万科出让500亩，每亩额外补偿给万科3万元。真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王石的下属高兴地向他汇报这件事。但出乎意料，王石指示：对万科来讲，500亩、1000亩都很大，退回500亩地，并且不要补偿。下属认为是听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石是一个注重诚信和商业道德的领导人，可赚到这1500万元并没有违反商业道德呀。王石向下属解释说，如果收了这个钱，公司就会出现新的神话：瞧，老板多有眼光，没动1分钱就赚了1500万元。这样会对公司员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员工们都会钻牛角尖去想办法倒腾土地赚大钱，谁还有心思去好好设计房子、建房子和精心维护房子？所以这钱万科不能要。
　　上面的三个事例，说明了得与舍的辩证关系。有时，“得”正合乎义理，“舍”看似高风亮节却不合义理；有时，“舍”正合乎义理，“得”看似合情合理却不合义理。所以，看待“义”的问题，不在一招一式的直接效果，而在于其长久的影响。
　　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
　　在舍与得之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是两者辩证关系中各自是否合乎义理的显性评价指标。因为，企业作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作为资金与人力资本的汇聚之地，最有责任为社会贡献力量。

舍得之间(2)
---------------


　　企业获得合理的利润后，纳税是企业以“舍”取义的最直接形式，体现的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社会资源，税收体现社会公平，同时也为企业营造出更为良好的适宜发展的社会环境。
　　当我们的许多企业每年为偷漏税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意识已经融入每一个国民的意识里，成为企业和个人自觉的行为。当然，这种结果，与数百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管理约束分不开。但到了现代，纳税已成为西方企业和商人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那些商界的领袖人物。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竞选时，为了得到美国中产阶级及富豪群体的选票，在竞选演说中承诺，一旦他当选美国总统，将大幅下调遗产税。这对那些富人们来说，应该有足够的诱惑力，因为美国遗产税的税率很高，一个人死后留给后代的财产，很大一部分会被国家以征收遗产税的形式拿走，颇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出乎意料的是，布什当选以后，美国的四十多位大富翁（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及被我们冠以“金融大鳄”恶名的索罗斯）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竭力劝阻他实施降低遗产税的动议。理由很简单，如果降低了遗产税，国家就会减少税收，美国国民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自然会受到影响，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平衡。
　　按照我们的眼光，这些美国富翁是不是太傻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表面看，他们的行为是其社会责任感使然。究其内涵，他们的责任意识，将会使美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平衡。他们自己收获的，也将是十分良好的生存环境。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觉纳税是发达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常态了。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是谁？
　　连续多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华人首富的李嘉诚，在数十年商海沉浮中，始终坚持一条人生准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比拟的，内心的富贵才是财富。能够在世上帮助他人，对他人有贡献，是内心的财富。金钱的财富，可能变化很快，只有人家已经得益的真财富，才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
　　2005年初，当他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说心中还有“第三个儿子”。众所周知，李嘉诚有两个儿子，长子李泽钜是长江集团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次子李泽楷是电讯盈科主席。那么他所说的“第三个儿子”是谁呢？就是他在1980年创办的“李嘉诚基金会”。他对基金会如此倾注感情、悉心培养、不断投入，就是想让这个“儿子”不断成长壮大，造福他人。他说，我就算把财产留给两个儿子，他们也只是多了一点儿。我着力培育‘第三个儿子’，是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多一点。李嘉诚告诫所有人，李家的家族成员或基金会的任何其他成员不能在基金会获取任何利益。
　　扶贫、医疗和教育，始终是李嘉诚最为关心的公益领域。他以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用长期的资助和资源投入改变现今社会对贫穷的冷漠感，唤起全社会的关心潮流。他认为就医能够令社会进步，医疗是一种关怀。他曾为跨代的贫穷现象感到难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教育方面着手，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都要思考自己不同的助己助人的办法”。
　　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以来，已捐出及承诺捐出的款项超过数十亿港元，并在全球搭建起了公益事业的平台。基金会推行了一系列的医疗扶贫计划，包括为残疾人装配义肢、扫盲复明行动和为兔唇孩子免费做手术，同时还在全国对贫苦无助的晚期癌症患者施行“宁养医疗服务计划”。2005年，他把投资多年的一千七百多万股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普通股份出售，将此笔约78亿港元（折合约10亿美元）的收益悉数拨给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及新成立的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
　　李嘉诚的事业有两个，一个是“赚钱”的生意，另一个就是“不断花钱”的公益事业。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几乎捐出了所有的财产共计3.5亿美元，兴办了3500家图书馆、各种学校和教育机构。比尔?盖茨到目前已经捐赠了240亿美元建立慈善基金，并公开承诺，在其百年之后，只给自己的孩子留很少的一些财产，余者悉数捐赠社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慈善总会70％的捐款来自海外，内地富豪的捐款不到15％。许多国家富人捐款占个人收入的30％，中国则占1％不到。

舍得之间(3)
---------------


　　我的一位朋友是经济学博士，在澳大利亚政府财政部做经济预测专家。他曾同我讲起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今年初，国内的一个商人去澳大利亚旅行时拜访了他。两个人喝茶时，谈起西方人的慈善行为，朋友向这个商人介绍说，大多数的富人已经把向社会捐赠这种慈善行为看作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一向抱有取之于社会并回馈社会的理念。这个商人听后，不屑一顾地说：别信那个，他们不过是为了逃税罢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惊讶，也很悲哀。”朋友对我说。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指标在0－1之间波动。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绝对平均，系数为0；如果社会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1％的人手里，系数则为1。0或1都是理论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说明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说明财富分配比较合理；在0.4－0.6之间，说明财富分配差距偏大。其中，0.4作为“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6，表明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到2003年的时候，拉美国家的平均0．522的基尼系数，意味着该地区不少国家已经相当接近甚至超过了0．6的危险状态。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收入已达3000美元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5000美元，总体收入水平高于东南亚国家，但近几年，拉美的一些国家局势动荡不安，时有动乱和骚乱发生。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16；1988年，为0.23；1998年，为0.40；2003年，达到0.458，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4年，超过0.465，依旧是上升的趋势，并且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值比较保守，实际可能会更高些。而在同期，我们的邻国印度是0.378，日本为0.249。
　　在社会总体财富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这个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像金字塔的塔基，一旦他们被排除在发展之外，社会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潜在的危机，社会的基础就会动摇，社会环境就会恶化。
　　十八世纪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GDP是世界第一，类似于目前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但是，被奉为市场经济鼻祖的亚当?斯密却断言，当时的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会再有发展潜力。他判断的理由基于两点：第一，中国的市场是不开放的；第二，中国包括官僚和商人在内的富人享受着最大量的财富和种种权利，而中国的穷人却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许多学者都把亚当?斯密说的第一点当作十八世纪以后中国走向衰落的决定性因素，以印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往往忽略了他说的第二点。实际上，如果按基尼系数的标准来分析，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看，国家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早已远远超过了“警戒线”，所以才会动乱不断，甚至出现太平天国与清政府长期对峙争斗的局面。即使经济开放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财富，也会在战乱中消耗殆尽。可以说，亚当?斯密讲的第二点判断理由，对中国的衰落走向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穷人和富人乘坐同一艘船。穷人的座位下有一个洞，富人应该帮他们补上。不然，洞越破越大，船就会沉没，大家一损俱损，富人不可能独善其身。
　　谁是“企业公民”？
　　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及王石倡导的“企业公民”理念。
　　2005年，在中国企业家公民论坛上，万科被评选为“最佳企业公民”，也连续两年入选《21世纪经济报道》的“最佳企业公民”评选。在2006年，王石把万科的定位确定为“改革先锋、企业公民”。王石说：“注重企业公民责任才会双赢。”
　　美国波士顿商学院曾经给出过“企业公民”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个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常商业实践、运作和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一个企业公民认为公司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它会全面考虑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影响，包括雇员、客户、社区、供应商和自然环境。
　　在中国，2003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400位企业高级管理者中，有94.2％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责任对本公司具有重要意义。“苏丹红”、奶粉造假导致的“大头娃娃”、屡次发生的煤矿矿难等等事件，说明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的经营活动实际上是依存于社会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