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布 - 2008-3-18 20:41:00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死者是一个来至江西农村的在京打工者，交通支队对事故认定是双方负同等责任。
死者从1998年8月来到北京务工，生前有三个孩子，去年发生交通事故时，大孩子11岁、第二个孩子4岁、最小的才1岁。最小的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
死者家属看到外来民工陶红泉一案，得到“同命同价”的终审改判后，找到我代理此案。
死者是外来民工，当年来京也办理过暂住证。可能是感到暂住证没有用吧，后来就没有再办理过。
他在北京时，一直是给个体户打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要证明他在北京居住一年以上，有正当职业，就得靠人证了。而人证，是比较难以使法院采信的。
如果法院以户籍为依据来认定死者身份，按农村居民标准判赔，死亡赔偿金及三个小孩子的扶养费，再加其他一些赔偿费用，赔偿总额至多也就20万元。
如果死者是城市户口，家属等到的各种赔偿可达到40多万元，两者之间整整相差20多万元。
死者的妻子，把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也带来开庭了。看到这两个不懂事的小原告，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沉重起来。孩子太小，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法官对死者的妻子说，下次就别把孩子带来了，叫代理人来就可以了。律师之所以叫她把孩子带来，也是想得到法官的“同情”，希望在判决时能适当予以照顾。
一纸不同的户口，赔偿费用相差20多万元，不得不使你感到城市户籍的“含金量”。
同是一条生命消失了，由于户籍的不同，家属得到的赔偿相差巨大，最高法院制定的赔偿标准，难道不是在歧视农业户籍人员吗？
此案能否得到有条件的“同命同价”赔偿，我心中并无十分的把握。由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修改，北京的法院对此类案件判决，随意性比较大，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在我所代理的这类案件中，法院有按户籍为依据判赔的，也有参照城市居民标准判赔。这种不统一的判赔标准，真使人感到困惑。
《人民政协报》曾就陶红泉一案采访过我，我对记者说，附条件的“同命同价”赔偿，虽然也体现了司法进步，但是广大农村居民所希望的仍然是无条件“同命同价”赔偿。
有人认为“同命不同价”的根源，在于户籍二元制度。如果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之别，你法院只得实行同一标准了。
律师不认同这个看法，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问题。因为取消了二元户籍后，他们还会想出其他方法，以体现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
律师以为真正的根源，是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利意识。也许权力部门会认为，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有差别就理所当然会有不平等。于是乎，“四分之一选举权”和“同命不同价”规定，也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
户籍制度要改，说难也易。不平等意识要改，说易也难呀！